一、 抗戰勝利後的榮景
洪樹雄先生：
日本手時管制不能隨便進出廈門，必須要申請許可，日本投降後，稱作和平時期，到了和平後，就可以自由進出廈門，安定了一段時間。
當時我十幾歲，我跟二叔去申請一艘船，可以跑廈門，來往金廈之間，但是大家的生活都還很苦，物資不豐富，絕大部分的物資都是從台灣來，到後來也就沒甚麼東西可運來了。
烈嶼和廈門之間，在距今九十年以前，便有固定船隻往返載客（貨），是在南洋的有錢人，造了一艘「金星輪」，專跑這條航線。
民國二十七年日據時，跑船必須經過申請核准，到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，又恢復自由出入。所以當時其他各村社，都有人在跑船，如：后頭、湖下、羅厝、青岐、上林、東坑等，當時的交通是自由來往，非常便利。
洪萬源先生:
烈嶼以前只要是較大的村莊，都會自己辦私塾，鄉里越大就會辦得比較好，以前青岐曾經請上庫吳文長來當先生(老師)。吳文長是上庫秀才，在他祖父那ㄧ代，就已經在辦私塾了。
所以當時有一個說法：「青岐好法師，上庫好讀書」，青岐有法師是乩童世家，上庫有讀書世家，。
方清皮先生：
教育問題，日本登陸時我十二歲，當時我已唸了四至五冊的書，當時后頭已開始辦理改良的私塾，後來后頭的私塾停辦了，已無書可唸，就到東林去讀書。
在東林是由一位叫安靖的老師授課，沒多久老師生病，由其兒子代理繼續教書，在東林讀了三、四個月，后頭又再度恢復私塾，並由后頭的方金增來教我們。
後來日本人指使我們的人，在西路基督教堂辦學，但大家都說那是讀亡國奴的冊，沒有人要去就學，因為各保（村）都被要求，要有一定數額的人去就學，因此我們村莊裡就花錢請人去上學。
林長殊先生：
日本人以基督教堂及附近三間厝當做學校，當時教日本語還有普通話，一天是四堂課，三堂普通話一堂日本話，二十六年開辦到二十八年，停了幾年之後又繼續辦，直到投降為止。
當時全烈嶼的人都可以去讀，可是大家都不願意去，校長還要親自來找人去讀書，校長名字是李杜生。
我在基督教堂當了四個月的校丁，一個月薪水是兩百四十元，以當時的物價，還買不到十斤米，我吃不飽，連自己都無法養活。
洪水爐先生：
烈嶼淪陷日本手時，我也去唸書，ㄚ、一、ㄨ、ㄟ、O等發音，我會唸，但不識字，日本的排長叫「伊媽利西桑」，排長配長刀，騎大馬；阿兵哥叫「嘿蓋桑」。
二、「蕃薯賊」與「同安賊」
方清皮先生：
我記得蕃薯仔賊不是發生在戰後，自古就有，在清咸豐、道光年間，就有賊到后頭偷蕃薯被發現，結果被我們村民圍剿，將其逼到后頭灣時，因無退路而跳入海中。
在同安賊的親人，竟登門找我們要屍首，我們也找不到，因此雙方對簿公堂打官司，結果后頭村輸了，要后頭村每年付賠償金，直到民國以後，我已接手處理后頭村里事務時，他們還曾來要過賠償金之事。
陳水炎先生：
西方林好德曾經遭同安賊搶劫，當時烈嶼若有一個華僑回來，同安賊就會打聽注意，利用同安人在烈嶼做生意，有的喬裝賣米粉、賣蕃薯籐等等，再來是買通無業的地方人士，要他通風報信，若是搶劫成功，就會分給他好處。
在民國初年，西方的華僑方晚清，也是被搶過一次，當時是綁票為主，但是他躲起來沒被抓著，而逃過一劫。
林好德被搶是在日本來之前，約民國二十五年左右，我當時在同安外公家，聽說同安賊先是找村人帶路，說是要去好德家買東西，一進門就绑人搶劫，家財都被同安賊搬光光。
後來聽說某人的母舅是集美畢業的葉美照，曾當過幾天金門縣長，在同安很吃的開，就請他去調查看看，他就找同安的老大們談，總算歸還了一些不值錢的東西，如圍裙、劍帶尾，值錢的都不願拿出來歸還。
同安賊是從湖井頭上岸，時常晚上來行搶，后井養的牛曾經被牽走，以前都任由他們搶，地方也沒有巡更，曾經有組自衛隊，也是後來日本時期才派巡更放哨。
林水華先生：
日本人來金時我十三歲，連續三天不敢待在家裡，跑到外面躲著，晚上再偷偷回來。
當時我家有一支可裝二十發子彈的駁殼槍，在山上躲時，我都帶著它，那支是我二叔花了二百五十元向上林居仁買的，當時林居仁在廈門當市長。
後來我二叔又向林燕青購買六十四支步槍，一支一百五十元，都存放在我家裡，晚上發給巡邏人員，每人一支去執行巡更任務，我自己也買了一支德國製的駁殼槍，總數共是六十五支，當時這些武力是為了防同安賊，烈嶼所有的槍枝，要屬西宅的最多。
洪萬源先生：
自清末到民國初年，烈嶼最怕同安賊，其實他們也是農民臨時起意，並不是真正的強寇盜匪，但因為烈嶼人善良，又沒有出過遠門，只要聽說賊來了，大家脚都軟了，整個村莊跑光光，因為很好搶，所以就不停地被搶劫绑票。
被搶的村莊很多，比較有名的有青岐清雲仔，上林陳厝人，羅厝、西方等等，有的財物被洗劫一空，還被抓被绑票。
在民國二十多年時，青岐赫赫有名的大頭龍仔，都曾經被綁票抓去，還是之後請人拿錢到廈門去贖回，大頭龍仔人在龜山被放回，已經瘦的不成人樣。
日本手時是蕃薯賊多，因為當時大家沒得吃，饑寒起盜心，哪有人家願當賊的，到了和平之後，還是有同安賊來搶劫。
三、鼠疫及傳染病
林莘恭先生：
在民國三十年日據時代，曾流行過鼠疫，烈嶼就死了幾十人。三十八年國軍來的時候，我家住一個團部單位，團部主任的文書叫張光魁染上鼠疫，當時醫療不發達，大家都非常緊張。
同時南塘居民洪天賞也染上鼠疫，兩人同時被送往庵下溝集中管制，烈嶼地區所有染上鼠疫的病患，都要集中在那裡注射治療，洪天賞最後總算存活下來，而張姓文書卻不治死亡。
方清皮先生：
三十九年后頭發生一場鼠疫，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內，「三塊厝」就死了九個人，當時我為村長，后頭的村里事務都要處理，出門又怕會被傳染，不出門也不行，在村裡穿梭時很懼怕，腳手都皮皮挫。
當時后頭駐著一位軍醫，我每天都找他為病患注射預防針，也不知是不是藥真有效，總算是控制住疫情，我每日在病患家進進出出，所幸也沒被傳染。
林水德先生：
金門實施滅鼠計劃，因為地區在民初曾發生鼠疫，造成多次的惨重死亡。到三十九年，烈嶼地區也曾鼠疫流行，造成后頭、庵頂、庵下、后井等村莊多人死亡。
那時鄉人甚為恐慌，談鼠色變。政府恐鼠疫之災再度死灰復燃，與老鼠對軍民糧食的破壞，就推行全面捕殺老鼠、全力毒鼠滅鼠工作，挨家挨戶用DDT消毒，把DDT灑在床鋪底下，並配發毒鼠米，老鼠誘餌等等。
滅鼠是要有成果的，為了驗收成效，捕殺的老鼠要見屍體，老鼠屍體又臭又不衛生，就規定老鼠屍體可銷毀，以繳交老鼠尾巴作為認證。
老百姓抓老鼠也不簡單，時常用假的去蒙騙村指導員，也常被駡得狗血淋頭。
吳金標先生：
滅鼠計劃是責成各家各户，以及民防隊員和軍人執行，規定每家每户每一個人，每月至少要繳交一條老鼠尾巴。
軍人也要繳交老鼠尾巴，可是阿兵哥又沒空去捉老鼠，就會私底下向老百姓購買，每條五至十元不等，為老百姓另闢一條生財之道。
繳交老鼠尾巴的事持續，到了民國六十幾年還加以用獎金配合做鼓勵，每條發給兩元，後來又加碼調整為三元，至七十幾年又提升到每條五元。
此命令繼續執行到民國八十三年才取消，整整四十年持久性的政策，軍民聯合貫徹始終，終使金門地區的老鼠大量減少，鼠疫絕跡。
孫文良先生：
在民國四十幾年，政府為改善環境衛生，首先推行撲滅蒼蠅運動，要全民總動員，規定各家各户、民防隊和婦女隊員，以及學生都要參加。
每户每月要繳交兩個「自由之火」牌的火柴盒蒼蠅屍體，民防隊、學生則規定每週最少也要繳交一盒以上。繳交蒼蠅當然是多多益善，少了要受到處罰。
金門醫療缺乏落後，政府為了人民的健康，制定傳染病防治條例，強制性執行預防接種和注射，每年施打霍亂、鼠疫、傷寒、破傷風等預防針，並製發預防接種卡。
每當接種施打疫苗時，因為大家怕痛，又會反應不舒服，總想假裝已打針，副村長就會守住門口監督，並在卡上簽章、註明日期才有效，凡因故出境者，都要隨身𢹂帶以備檢疫證明查驗，接種卡視同第二身份證明。
林媽端先生：
「捕蠅滅鼠」計劃成效卓著，得力於軍管時期命令的貫徹實施，尤其是村指導員（副村長）鐵面無私的執行，才能事半功倍。
政令的宣導、教育的提升，逐步使家户的環境衛生改善，所以政府自四十九年至六十六年間，逐年全面實施鄉村整建，補助家户強制將猪牛舍、糞坑搬遷，遠離住家附近，移到村莊旁集中，整頓環境髒亂。
政府又逐年的補助改善廚房設備與衛浴設施，興建公共廁所，六十九年起更全面實施環境整頓，徹底將髒亂點和孳生源清除，消滅髒亂死角，則責成副村長、村幹事，對家户是時時督導、日日檢查。
金門縣政府實施鄉鎮與鄉鎮比賽，鄉鎮公所又實施村里與村里競賽，每週實施環境清潔檢查日，家户隨時接受副村長之督導，公共環境則動員民防隊員打掃，並評選「模範清潔户」，在住家大門上掛牌以示表揚。
在「整潔的金門」指標下，不停地做環境衛生大掃除，每週都要舉行檢查比賽，使鄉村的居住環境大為改善。尤其是近年來政府不停的實施鄉村整建工程，使金門的居住環境，已臻整潔美化之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