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撤退時的軍隊
洪福田先生：
國軍在大陸戰事頻頻失利，中共軍隊以雷霆萬鈞之勢，橫掃整個大陸，此時的中華民國政府，已是風雨飄搖，三十八年九月二日，國軍第二十二兵團駐防金門，兵團司令李良榮將軍來金門佈防，兵團部駐在金城庵前，由第二十五軍軍長沈向奎將軍守備金門本島。
第五軍軍長李運成於九月三日率軍駐防烈嶼，轄有麻心全將軍的二○○師部隊，九月底葉會西將軍之二九六師，在廈門對岸的嶼仔尾，經與共軍激戰後，殘餘部隊數百人，徵用當地漁船就近在沙溪附近登陸，這批新敗之師亦撤至烈嶼，殘部兵勇加上拉伕雜役，全島共兵力約三千餘人，驚弓之鳥，可說毫無作戰能力可言。
林金樹先生：
民國三十七年是警衛隊先來，走後換了保安團，到了三十八年第五軍來了。我們怕他們會傷害老百姓，特別展現禮貌去迎接。
鄉老們就在村頭大埕擺桌，煮開水請他們喝。當時都是步行，軍人都很疲累不堪，就調查哪裡有空房或大廳，分配給官士兵駐。他們身上帶有一些米，我們就撿柴火、乾草、高梁榖等讓他們炊煮。
我們這駐二○○師的六○○團，部隊說共匪快打過來了，就趕快在村莊外圍挖戰壕，在巷口做防禦工事，當時都叫老百姓去協助撿石頭。
再來就開始做碉堡，政府又没有補給，軍隊就開始拆除民宅的門板，我們好話拜託軍人能留下內房的一扇門，可是今天能留了下來，明天還是被拆走了。
當時物資非常缺乏，住在村前的機槍連，竟把我家養的豬偷抓走，發現後找長官來處理，後來還是做賊變成買賣，賠了六塊銀圓。
還有人家的牛放在田裡，軍人故意用槍將其打死，說是不小心被打到，還是賠幾塊錢了事，就拖回去殺來吃，就連狗也是拿槍打，就直接抓去殺。
為什麼大陸會輸得那麼快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後來政府有補給物資運到，就比較沒有擾民了。
林文虎先生：
民國三十八年秋天，國軍開始撤退來到烈嶼，當時是兵敗如山倒，平靜的小海島，一下子湧入大量軍人，殘兵敗將、一片兵荒馬亂，物資非常缺乏，每個村莊裡都駐紮很多部隊，還好是軍隊攜帶有米糧，就是缺乏炊具，就向民間強徵鍋灶做飯。
當時金門是光秃秃寸草不生，煮飯需要燃料，就把傢俱的桌椅板凳拿去當柴燒，甚至廳堂上供奉的神主牌，都當了燃料。
開飯時沒有容器盛飯，連婦女用的尿桶都拿去洗淨後，用來當做飯桶用，沒有菜就偷挖山上的地瓜，拿居民的花生、地瓜葉當菜炒來吃，但也將吃剩的米飯與居民分享。
吳文潘先生：
國軍在廈門撤退前，有一個福州人包下國軍在五通口的砲台（砲陣地）施工，因為我大姐嫁給在廈門的福州人，就引介人來烈嶼找人去工作，當時有二十幾個人去，一天工資是兩塊白銀和包吃住。
當時有錢可以賺就很難得，我們用圓鍬挖土，挖一個大大的圓型，起先是在五通築砲陣地，後來又到金瓜亭工作，已工作兩個多月，工資是一塊錢都沒有領到，心想有得吃就很好，所以又繼續做下去，只想以後會一次發給我們。
施工時只有一個兵在監督，也沒看到國軍的軍隊，也沒有看到大砲，只有遠遠聽到號角聲，看到國軍在訓練。
有天一覺醒來，聽到大聲嚷嚷說：「共產黨來」，跑到外面一看，整個山頭、民宅都懸掛紅旗，旗上一隻拐子，一把彎刀好像月亮，說是代表農工。
這時大家都慌了，根本沒有看到共軍的人影，就連國軍也不見人影（跑了）。
我們就先回到廈門塔埔找到我大姊，我姊煮一鍋粥給我們吃，人太多就跑去睡祖厝，當時一心只想回家，不然共軍真的來就回不了，隔天一夥人就僱艘漁船回烈嶼。
當船快到雙口海岸時，國軍開槍射擊，船老大把衣服掛起來揮舞，上岸後就被抓起來，帶到雙口祖厝扣留審問，又沒錢付給船夫，還跟雙口瓜仔借了六塊白銀，給了船資他才肯回去。
後來通知吳秉雲（幹事），去找中墩林天助（鄉長），請他來證明我們確實是烈嶼人以後，才放我們回家。我們回來一個星期廈門就淪陷了。
記得當時我在廈門的姊夫叫我不要做這個工作，要我趕快回家，不要賺這個錢，可能他已聽到內部的消息，或是參加共黨的組織，所以暗中透露一點消息給我。
最讓我震撼的是，共軍的組織活動真厲害，明明就沒有共軍的影子，卻到處都是他們的旗子，全民皆兵，大家都自己慌了，嚷嚷著共軍來了，國軍也自亂陣腳，聞風而逃，廈門撤退時十月十七日，確實沒有正面交鋒，連一聲槍響都沒有，這樣一來，能跑的就會跑，留下的都是本地人，免得傷及無辜。
洪天生先生：
三十八年中秋過後不久，烈嶼就來了很多部隊，剛到就在四周沙灘佈雷設防，就連村莊外圍也都佈雷，佈的都是用引線的炸彈型地雷，當時部隊又不停地移防，根本沒有列管和管理，新來的部隊又不停地重新再佈一次雷，如此周而復始的循環著，造成到處都是不明的雷區，結果沒有炸到半個敵人，新移防到的部隊又在上林至龜山沙灘佈雷，不小心絆到以前佈的地雷爆炸，一個班的人幾乎報銷了。
那時不但軍人常因為構築工事觸雷，老百姓為著生活，也時常聽到附近村莊有人觸雷，民眾在海灘養殖海蚵、或捕魚時，也常因誤闖雷區而觸雷，被炸死亡或炸斷雙腿，所以經過佈雷區時，都要特別小心，避免踩到地雷爆炸，枉送掉一條性命。
洪觀配先生：
國軍來了之後，沒有地方可住，就佔用民宅，並在民宅四周做防禦工事，將我們的房屋與房屋之間的小巷道，前後都封閉起來，而且都是叫我們百姓去做工。
我們到處去撿石頭和挖草皮，築起一道道阻隔的牆，只留下一個個射口，只能用側門通往隔壁的房子，就連房屋的磚坪頂，都堆起沙包做防禦的工事，採制高點的優勢，好像是準備要迎接巷戰。
林登杉先生：
國軍撤退到金門時，吃空缺的情形很嚴重，曾經在東林發生過因為吃空缺分配不均，連長逼死副連長事件。
所謂的「吃空缺」，就是一連有一百二十人的編制，實際卻不到六十個人，平常的薪餉就多出六十個來，這些就由長官來瓜分掉。
有一位連長貪心無比，自己一個人就佔了大部份名額，後來卻將副連長、排長等的名額也佔為己有，副連長心有不甘，揚言要讓事情爆發，請上級來查。
連長知道後要脅說：只要上級知道，就要讓他吃不完，並且處處刁難副連長，幾乎要置他於死地，後來副連長不堪其擾，真的也受不了，就飲彈自盡，這都是因為吃空缺不均所發生的實際情況。
洪福田先生：
最早來到烈嶼的部隊，是三十七年五月份的京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的警衛團，當時只是警衛隊，只分布在上林跟上庫等幾個村莊裡。
三十八年九月，第五軍軍長李運成、二○○師師長麻心全自大陸撤退來到烈嶼，軍部與師部都同駐在西宅，五九八團駐青岐、五九九團駐西方，六○○團駐在西吳。
當時還有個二九六師也駐在東林，師長叫做張鼎國。到了十一月，古寧頭戰勝之後，又增加了尹俊的十四師，駐在南塘，尹俊還給蔡天華的母親做乾兒子。
十四師四十團的團長叫黃煜軒，為築工事拆青歧的房子，青歧居民來訴苦，我發動鄉老去找尹俊，尹俊還請我們頓吃飯，並限黃煜軒到當天兩點鐘，不准再拆房子，不然就要槍斃他。
當時還有個第九軍官戰鬥團，團部駐在庵頂，戰鬥團管理很鬆散，軍官還可以打麻將，毫無軍紀可言，連衛哨兵都沒有站，戰鬥團團長叫鄒朋奇，我還有他訓練的及格證書。
小小的烈嶼島，怎麼能住這麼多部隊？當時一連只有三十多人，每月軍隊要發餉時，就借我們的老百姓去剃光頭、穿軍衣冒充點名數人頭。
一年多之後，就換七十五師的汪光堯部隊，因為是來接替南塘的部隊，所以師部還是駐在南塘，當時還是十二兵團，因撤退時收集了江西及汕頭的兵，江西的兵當班長，汕頭的當班兵，當到了金門時，ㄧ個連已有一百四十多人足數。
到了四十二年元月，師長王文再度率二○○師來到烈嶼，就在湖下興建指揮所，然後再把師部遷到了湖下。
後來王文的二○○師移防，換三十四師來，就發生「九三砲戰」，師長張文博當時的座車剛好開到東林，聽到砲聲打近就趕緊跳車，還好沒有受傷。
四十五年田樹樟率八十一師來，到四十六年十月，又換防第九師來，師長就是以前拆青岐房子的黃煜軒，因為遇到女青年工作隊被害事件，被撤職了，就換來郝柏村，郝先生才來十五天，就爆發「八二三砲戰」，真是臨陣換將。當時我參加動員幹部訓練班，剛從台灣訓練回來，就遇到砲戰。
洪萬源先生：
民國三十九年初，第十四師長尹俊駐南塘，當時古寧頭剛打勝仗，為防敵人企圖再犯，就加強構築海岸防禦工事，構築工事需要建材，只有就地取材，金門是光禿禿一片，就地取材就是鋸掉村落中的百年老榕樹，和拆老百姓的房子，利用其屋樑、門板、窗戶、石條等來施工。
青岐附近的海岸線自東崗經南山頭、沙溪、龜山一帶，有兩公里多長，需要多少建材才夠用，所以青岐的房子在尹俊一聲令下，被拆得最為厲害，好在青岐村莊為烈嶼的最大村，才足夠軍隊拆用。
首先從神廟、祖祠等公產房舍先拆，廟宇等很快就被拆光了，再來是強制拆民房，青岐村莊的房屋幾乎是無能幸免，整個村莊被拆的慘不忍睹。
兵荒馬亂時節，老百姓受到驚嚇，誰也不敢吭聲，眼看老祖宗千辛萬苦蓋的大厝，將要被為平地夷，鄉老就組團到南塘向尹俊請願，才保留部分建築。
陳清位先生：
三十八年國軍來了，給金門很大的改變，尤其是在古寧頭戰役之後，怕中共軍再打過來，就積極強化防禦工事。
十四師的海鱷部隊，師長是尹俊，駐在青岐為四十團的兩個營，因為青岐沒有山頭地勢，不像南塘或東林ㄧ般，所以十四師曾計畫將青岐劃定一部分民宅拆遷，將建材供應南山頭附近築工事。
當時我家當村公所，伍長和鄉老們都趕來反應，經與部隊陳情協商之後，請他們先從宮廟和祖厝去拆，因為青岐村莊大，宮廟和祖厝就有七八間，後來開始拆民房，民房有一兩百間，聽說當時烈嶼地區需要建材時，都可以到青岐來拆房子，材料還可以支援到其他地方。
當時局稍為安定以後，金門防衛司令官胡璉將軍，就對當時所拆毀的房舍發放：「支援工事需要房屋被拆賠償證明書」。到事過三十幾年以後，在胡將軍逝世前，終於言而有信，兌現了他折價賠償的諾言。
可是在戰亂中，時時都在避兵燹、躲砲彈，幾經逃難搬遷後，又事隔那麼久遠，原有的憑據能保存者已經不多，而全遭拆毀的房屋最多也只賠個三、五萬銀元，當時以銀元計算，賠償時壹銀元可兌換三元新台幣，每棟房屋最多也只值十幾萬元。
金門能立於不敗之地，能固若金湯，初期是金門人貢獻房屋，將最好的房屋建材做為防禦工事，使第一線陣地堡壘堅固，使敵人不敢再企圖進犯，這雖是歷史傷口，但金門人的功是不可沒。
林長殊先生：
記得西宅文邦別墅，駐的京滬杭警衛隊，都是美式裝備，駐到三十八年軍隊來時才撤走，他們都很守軍紀。而三十八年撤退來的部隊就很亂，他們上岸後什麼都拿，山上的農作物都被吃光光。
記得是農曆七月二十八日來第一批，部隊就強借民宅居住，有的在空地搭帳篷，好房子要留給軍官住，林長裕家為當時東林唯一的洋樓，就被做為指揮部，住的都是大長官。
撤退過來的軍官，他們都帶來眷屬，據說當時上海很多有錢人，為了逃難保命，都是依靠部隊的軍官，把金條和女人自願奉送，給他們當老婆，變成眷屬的身分就可以上船，否則弱女子離不開上海，她們都長得很漂亮，我們稱呼為「兵婆」，後來又跟部隊到台灣去了。
洪振華先生：
警衛團在三十七年七月到后井，駐防時間不到兩個月，卻發生件意外殺人的死亡事件，情況是當時兵在訓練，后井的十六歲少年洪水泉，和西路的林成，好奇的在旁邊學說普通話，不停地大喊「立正、稍息」，還學士兵出操的動作，干擾了他們的訓練，衛兵說：「小鬼，你快走開，不要吵，再吵我就打死你」。
結果衛兵板機拉過頭，弄假成真的開了槍，槍聲「碰」的ㄧ響，洪水泉應聲倒地不起，大家以為他沒膽子被嚇倒了，湊近去一看，子彈從脖子貫穿過去，還打傷到西路成仔，造成ㄧ死一傷的慘劇。
之後家屬要求賠賞，連長說：「如果要ㄧ命賠一命，等於無賠賞」，最後賠賞了十擔糙米、十塊白銀、兩錢黃金了事，在當時已算是很不錯的賠償。
林長裕先生：
軍隊剛來時是亂糟糟，他們都駐紮在民宅，當時我年紀還小，記得二九六師曾駐在我家樓上，而二○○師也曾經駐過我家，並有長官要我教他閩南語，可是我又聽不懂國話，根本無法溝通。
後來二九六師去突擊銅山，去打銅山島，撤退時抓了一些婦女小孩回來，小學生就住在祖厝忠孝堂裡，組成幼年兵軍隊，大家都叫他們「小鬼隊」。
四十三年要慶祝老蔣總統生日，部隊在西宅新建個司令臺，要大事慶祝舉行剪綵，搭戲臺建牌樓，弄得熱鬧滾滾，還規定民防隊、婦女隊、學生等，大家都要到齊參加，還請西宅林玉盆小姐剪綵。
慶祝大會剛要開始，共軍的砲擊就打過來了，民防、婦女隊大家都一哄而散，逃得比什麼都快，只有小鬼隊留在原地不動，聽說是連長下令不准跑，其實是小鬼隊的位置挾在會場的中間、舞台的前方，左右後方都被包圍著，舞台又上不去，小鬼隊在第一群砲彈來不及跑，第二群砲彈才會被擊中，當時大家都亂了，誰還會認真聽口令。
當時砲擊過，大家還好奇跑去看，真是屍橫遍野、死傷非常慘重，支離破碎的屍體到處都是，血肉都黏在牆壁上，真是慘不忍睹，想起當時情景，還是心有餘悸。
二、黑名單與白色恐怖。
林莘恭先生：
國軍初到烈嶼，因為局勢不穩定，怕有匪諜活動，只要認為有嫌疑的人，就抓起來嚴加拷問，當時青岐有一個洪培牛被污賴私藏收音機，被刑求時，竟將小腿肚割開來，再用鹽巴在傷口搓揉，被刑求得半死。
湖下有一位陳金輝被污通匪，他死也不肯承認，後來軍方在他家搜出一條電線，僅憑一條電線的微弱證據，就用燒紅的鐵片庖烙，胸前的皮整層剝開。
另一位叫林資爽，則是遭到用手搖發電的電話線，電擊乳頭。還有后頭方明茨無緣無故被污賴為匪諜，押到上林關了一晚，就以船隻載往海上，任其漂流到大陸，同船的還有十多人，有一位村幹事姓方也在其中。有關白色恐怖的事件，幾乎每個村莊裡都有發生。
陳清位先生：
青岐有洪建成、洪宗扶等人都已經往生了，目前烈女廟祝洪根福先生等，曾在同一案中被補，遭到部隊以烤熱的鋼筋庖烙，返家時背部傷口潰爛，而另一人狗屎明則是以手搖發電的電話機，用電線綁在腳趾上施以電擊。
當時部隊是以一部中型吉普車在逮人，因此青岐居民只要聽到車聲，便關門閂戶，怕得半死，深怕被牽連，當時有位校長叫文占湖在國軍來時便逃往廈門，留下一部收音機，成為洪建成口中的通匪罪證物，洪建成因受不了苦刑，因此胡亂招拱收音機藏在哪裡，部隊以這部中型吉普車載人到洪建成指示的地點搜查，也使很多無辜的人被牽連。
洪水爐先生：
民國三十八年國軍撤退金門前，因為我家房屋曾借過大陸人使用，曾有人在裡面吸食鴉片，而被檢舉說有匪諜，致使我連帶遭受到誤會，受到當時保防部門不停地上門盤查，差點就被扣上帽子，誤與共產黨有勾結。
林登成先生：
軍管時期的部隊，最喜歡辦慶典活動，尤其是有節日的時候，譬如元旦、三二九青年節、七七抗戰紀念日、雙十國慶日、總統華誕、國父誕辰等等。只要有節日就舉行慶祝活動，並要學生和民防隊員參加。
記得民國四十二年，當時駐防烈嶼的二○○師五九八團，在阿坤家右側新建個司令臺，就利用十月三十一日蔣總統華誕，勞師動眾舉行慶祝大會、籃球比賽等。
因為慶典場面陣容浩大，引來中共的砲擊，造成當場很多人員死傷。當時我也去參加慶祝活動，事隔至今五十年，想起看到血肉一塊塊黏在牆壁上，至今餘悸猶存。
事後大家都在猜測，中共軍隊的砲彈為什麼能打得那麼準，時間點又拿捏的剛剛好，就是軍中有潛伏的匪諜，由匪諜指揮砲擊，所以當時常常在抓匪諜嫌疑的人，金門人根本幹不了匪諜，若被套上有匪諜嫌疑，其實都是冤枉的。
林喜樂先生：
自國軍進駐金門，實施軍管戒嚴以來，管得越緊匪諜鬧的越兇，時常發現嫌疑人，就抓起來拷問，尤其是在屢次砲戰中，匪諜就更為活躍，砲彈打個不停，匪諜就出沒個沒了，到處都聽說有匪諜活動。
「防諜」首要嚴格管制人員行動，加強夜間巡邏，民防隊員白天農事忙碌，夜間又要擔任不斷的巡邏工作。部隊隨時會做突擊搜查，實施查戶口，只要有風吹草動，馬上有荷槍實彈的士兵封鎖路口巷道，禁止一切人員通行。
村指導員（副村長）隨時會帶著士兵挨家挨戶搜查，清點核對人口，並搜查所有房舍、防空洞等，並在每間搜查過的房舍用粉筆做上記號。
尤其是在「八二三砲戰」期間，砲戰越打是越激烈，匪諜活動就鬧得越兇，謠言滿天飛，軍方到處查抓匪諜，並開始實施保密防諜教育，到處張貼標語，如：「匪諜就在你身邊」，「保密防諜、人人有責」等，並鼓勵檢舉匪諜者有重賞，訂有很高的舉發獎金獎勵條例。
其實被抓有匪諜嫌疑的人，沒有一個是本地人，不是潛伏在軍中，就是外地來的人，本地人都安分守己，不會幹匪諜這種事。
洪天佑先生：
其實抓匪諜只是治標，要治本就要嚴密組織，就對住民實施連坐責任，起先是實施「三戶聯保」，後來又擴大為「五戶聯保」。
就是同鄰中要有四家與你聯合簽訂保證切結書，約定檢舉匪諜公約，並由鄰長做對保，施行連坐法，加強居民的責任。
五户之中如有一户違反保密規定者，其他四户就要受到聯帶懲處，爾後每個月，鄰長都要再到各家户核對蓋章，並規定要向家户宣讀聯保之條文，要求必須澈底遵守。
軍事管制時期，駐軍的村落指揮官權力無限，只要他認為所管轄區內村落，有可疑的人或事，隨時可實施交通封鎖管制，要求副村長配合突擊檢查，進行挨家挨戶「查戶口」。
查戶口是家常便飯之事，三不五時副村長就帶著軍人，配合憲兵等做戶口清查工作。半夜查戶口時，要把全家人都叫醒集中，核對戶口時，更要全家集合，確認每一個人是否都相符，鄰長和村長還要對家戶做對保。
方 富先生：
軍管時期成年人出門時，隨身都要攜帶身份證，以備接受盤查，遇到查戶口時，一個個人頭核對證件，若發現不符或有外來人口，馬上扣留送到村公所監禁盤查。
所以若要到親朋家作客，就是親女兒要回娘家住上幾天，也要先向副村長報告，必須申請獲准取得「留宿條」，並要到留宿地的村公所辦理寄宿登記，若不按規定辦理，被查戶口查到時，只有被帶去監禁，再等待親人來具保領回。
余 國先生：
民國三十九年我到烈嶼區公所做區丁，到了林天助來當鄉長，才改稱為鄉丁，當時做區丁的還有上林聘仔，東林吉寧．．．．。當時軍隊剛來，規定一村要派一個人去，所以要選符合的人，大家就出錢派出代表，待遇是一個月一百元。
到了四十四年烈嶼的西路鄉公所，要組行政隊的義務便衣警察，當時還有許炳坤、陳貴、鄭友土、．．．．，隊長是李坤山，當時的義警也是一村派出一個。
我在四十四年就加入國民黨，四十五年成為海軍偵查所的一員，我在金門經歷過九三砲戰，但是沒有經過八二三砲戰，因為我在四十五年就到大陸做情報工作。
三、民防組織與軍勤任務
洪萬源先生：
民國三十八年時局動盪，部隊進駐金門初期，還沿習大陸撤退拉伕的老套，不停的要民防隊去出任務，還以「民扶隊」來稱呼，軍管時期是不講道理，老百姓只有乖乖服從命令。而部隊移防又甚為頻繁，對民防組織指揮又運用不一，到處要民伕協助搬運物資。
後來才改稱為「任務隊」，為什麼叫做「任務隊」，可能是隨時要出任務，白天要出公差、輪流站崗，晚上擔任巡邏查哨，任務是不停的、不定時的，而且要隨傳隨到，一個命令要你到那裡去，你就要到那裡報到，部隊會分派工作。
每人都準備一根扁擔、兩條繩子，為出任務時必備的工具，指揮部分配任務下來，就由班長帶領配入部隊，到指定地點報到，協助搶灘搬運軍品。
當年「任務隊」的任務是協助國軍運補，如出公差挑煤炭、扛米及搬彈藥等，三十八、九年那時候沒有車輛，輸送軍需輜重除了靠人力，就是民間養的騾或馬，所以就對養有騾或馬的人先進行嚴格管制，成立「騾馬隊」。
騾馬隊不停地出任務，騾馬也就迅速死傷消耗掉；那時候，有好長一段時間任務隊是挑煤炭，登陸艇夜間在湖下前面沙灘靠岸，滿船的煤炭就由任務隊員挑到天亮；有時是運大米，一包青邊麻布袋的大米有兩百斤重，兩人一包抬得上氣不接下氣；再來是整船的水泥、鋼筋等建材，體力較差的人搬不動，指揮的人怕船受潮水耽擱，急的跳腳催趕。
吳金標先生：
部隊剛撤退來的時候，亟須有協助運輸的交通工具，所以只要家裡養有騾或馬的人，都被列入管制，編成一個「騾馬隊」，負責協助軍品運輸工作。
上庫村莊就有十幾家養有騾或馬。騾馬隊的人，有時候在三更半夜接到通知，指定要到某地去馱貨物，不管有多遠，都要隨時接受征召出任務，協助軍需運補，大部份馱的是彈藥，要把一箱箱砲彈放在馬背上，不但又重又危險，牽著馬還要很小心的走，深怕砲彈掉下來會爆炸，真是馬累人也怕，而不去就以抗命論罪，就連生病時都要請人代理出任務才行，否則就會被抓去關緊閉。
活在戰亂下，軍令如山，老百姓是無辜又無奈。騾馬最怕遇到砲擊，因為人員懂得趕快閃避，騾馬可不會躲，所以時常造成死傷，也就逐漸凋零減少。
騾馬死亡以後，負責人員就解除騾馬隊的任務，編入其他隊伍，因平時騾馬隊的任務責任，都要比其他隊的任務重，所以養騾馬變成是一項累贅，都希望養的騾馬早點死亡，騾馬死亡以後，養馬的人也就解脫，以後也不會再繼續養馬了。
林長殊先生：
兩百師來時因為我養有匹騾，就被編到騾馬隊，時常要到青岐出任務，馱的大部份是彈藥、米糧，有時也有鍋碗瓢盆，因為當時的部隊是常常在移防，需要民伕幫忙。
當時東林有二十隻騾馬，騾馬隊並沒有編制班長，而是看當日任務所需要馱的份量，由村公所派遣三隻或五隻，馱一天的酬勞是十斤糙米，每次出差都是一整天，常常到深夜凌晨才得回家。
騾馬隊的任務，是村公所派遣的，所以會供應我們飯吃，但是所分派的事情，一定要在當天做完才行，所以才會要工作到三更半夜。
吳文藩先生：
約在三十九年間，我被編為民伕，被派去羅厝碼頭搬米、搬煤炭等，當時規定每個人一天必須搬四十包，每搬一包就領一支籤，不到四十支籤時，就必須搬到足夠才行，我當時身體很差，沒有力氣所以搬不動，每次都要靠村裡的人幫我搬到達到規定之數量。
當時船是一次來一艘(中字號軍艦)，有時候會來兩艘，有一次我躲在米堆下休息，讓一個士兵發現，因為我又不會說普通話，就被打個半死，後來被一個隊長看到，知道我體力差，就調我去廚房幫忙做挑水工作。
每天到水井挑水，我也在廚房學會了做饅頭、包子、豆漿等。爾後我姑姑從汶萊回來，看到我們在金門生活很苦，就帶我去汶萊謀生，我就在汶萊做起包子饅頭的生意，後來又學會做番仔粿，要不是我當時在廚房工作，我哪會做饅頭，也算是一個特別的經歷。
林天先生：
任務隊員最怕出的公差，就是派去搬運砲彈，因為搬砲彈不但危險，而且奇重無比，還有就是搬運地雷，部隊剛撤退到金門，怕共軍登陸來犯，就在海岸沙灘佈置雷區做為阻絕。
任務隊員就被派去搬地雷，地雷是利用飛機用的大炸彈，將它豎立起來，再用鐵絲牽著引信管相連結，只要不小心絆到鐵絲線就會引爆，一個地雷好幾百斤重，要好幾個人才抬得動，萬一不小心爆炸，非常的危險。
到了九三砲戰以後，就改埋對付戰車用的戰車雷，和一種有三叉的跳雷與小塑膠雷，對殺傷人員非常厲害；登陸艇載來整船的地雷，都是任務隊員出公差去搬運。
洪福田先生：
部隊剛來時的二○○師，並沒有組織民防隊，因為當時二○○師的物資相當短缺，想作防禦工事也沒有辦法，他們還採集我們山上的蕃薯葉，買我們的花生去炒來配飯。
是到三十九年，七十五師才開始要築防禦工事，也才編制民防隊來幫忙，因為這時台灣方面已開始正式補給，民防隊就被不停地派去出公差，去碼頭做搬運工作。
洪水爐先生：
部隊來時為了補給小離島，當時將青岐的打漁船伕，編入部隊管理，給我們是二等兵的糧餉，但只有十六個名額，而實際卻有三十多人在服勤務，所以每月是領十六個人的米糧、餉錢補給，一切都是比照軍隊配給，然後再做三十人份來分攤。
我們被派去大膽島做運水的工作，住在點燈火山（南山）上，也從大膽載水去二膽，還曾載水去過後宅嶼（復興嶼）、虎仔嶼（猛虎嶼）等，三十八年虎仔嶼只駐一個兵，每次都找不到他，他告訴我說部隊不要他了，只留一把柴給他，如果敵人來了就放火燒柴，讓大家知道虎仔嶼淪陷了，他也沒辦法作戰。
後來虎仔嶼才駐一個班，再來就增加駐到一個排，也開始挖土洞築工事了。
當時我們補給的船是使用一隻櫓的小木船，一次載兩桶五十加崙的水，記得當時有一艘崇安輪，晚上停在羅厝碼頭，我們要去羅厝那邊待命，因為崇安輪是機動船，無法在大膽島靠岸，大船只能停在大膽島外海，再用我們的小船去接駁，只有換防時才會大規模出動機動船，平常都是靠小船運補。
小船在半夜出任務，夜黑風大浪高，偶爾遇到颱風，都非常危險，所以我們青岐的船伕，有很多人被飄流到大陸或傷亡。
載運小部隊移防，有時士兵不聽勸說，一艘船只能坐十個人，加上槍彈裝備等等，還配上一包大米，載重量已經到相當極限了，士兵因怕暈船又會繼續不斷跳上來，這樣就相當危險了，一出海船就翻覆，時常有士兵死亡，不過都是保密不宣。
我也想過自己不知道哪一天會死在海上，就算沒死也會漂到大陸，就像洪慶歲、清福仔他們就是在換防時死的。
當船伕時相當辛苦，連吃飯睡覺前都要高唱軍歌：「反攻、反攻、反攻大陸去．．．．．．」，但後來總統也把我們視同軍人一般，發給我們授田證，等到反攻打回大陸時，還可以分配到田地。
後來總統老去，反攻無望了，收回授田證，照換算領了一筆獎金，約十多萬台幣，有的人還不止此數，是按照基數核發的。
我有苦過也被照顧過，我今天享受榮民就養，跟一般的「八二三砲戰榮民」就養不ㄧ樣，我是有兵種的，我的退伍證，兵役年資是從三十八年到四十七年，這樣的經歷只有在羅厝、湖下、青岐的船伕才有，湖井頭起先因不願意參加運補獅嶼，只有後來才補上為「水上工作隊」的年資。
洪觀配先生：
水上工作隊有項任務，就是施放海飄，當時的心戰宣傳可分為空飄和海飄。湖井頭設有ㄧ個海漂站，海漂物除了文宣廣告外，還有民生用品，瓶瓶罐罐裡裝了很多東西，有毛巾、牙刷、牙膏等等，其中難得有一兩包手錶、收音機。
海漂物是一大袋中有一百小包，起先放海飄物時，部隊會派一至兩個士兵隨船，放海飄是將海飄物丟在海上就走，後來有時候每天都會開船出海施放，也就沒再派兵隨船了。
因為施放時間久了，結果是引來很多大陸漁船，他們爭著撿回去賣，據說完整的可賣三元人民幣，破掉的也可賣一點五元，這些漁民有的靠撿海漂物蓋樓房，當時只要五萬人民幣就可以蓋一棟很漂亮的三層樓房。
後來大陸漁船只要看到我們船開出海口，他們的漁船就會蜂擁而上，圍過來搶，有一次因爭搶激烈，還撞壞了我們的船。
爾後更加厲害，對岸漁民只要看到我們搬海飄物上船，他們也就爭先恐後出海，甚至直接跑到我們沙灘上來拿，真是太囂張了，有一次長官看到很生氣，之後就不再進行海飄。
民國七十年左右，我們也曾經擔任遣返大陸人士工作，他們為投奔自由跑過來，我們就用漁船載他們到海中間，看到大陸漁船就招呼他們過來，雙方談好價錢，約需新台幣一千至兩千元，請他們轉載回去，剛開始因為有錢賺，他們都很願意載，後來卻都不願意，因為他們載回去後，會被共軍扣留，並遭不停地審問，非常的麻煩。
最後不得已，我們只好硬著頭皮，自己送到對岸沙灘附近，當時兩岸已經比較不緊張了，否則不被射殺才怪。
洪根福先生：
青岐在古早為烈嶼最大村莊，以農、漁為業，因離海岸近，農家也兼打漁為生，有的幾家合造漁船一艘，當時就有漁船三十六艘之多。
古寧頭大捷後，為加強構築海岸防禦工事，把青岐房屋拆下來蓋碉堡，因為所需建材龐大，軍情緊急，就把船也拆了蓋碉堡，用船板蓋碉堡最為堅固，並用漁網做為工事的偽裝。
後來為了要運補大、二膽軍需，就從台灣徵僱機動船來支援，選青岐原來的船伕組成水上工作隊，共三十三人，編成八個小組，並派一組駐在大膽，負責對二膽之間的通訊聯絡與人員輸送，這組是大家排班輪流，每組要上島三天後再換班。
船伕的任務是擔任部隊移防、糧粖、彈藥、建材等輸送運補，早期還要運煤炭，供島上守軍做燃料。運補作業都在夜間進行，船上有軍人押運，架著機關槍警戒，遇到不明物靠近就開槍掃射，船到大膽島時馬達也不敢熄火，若砲彈來了，才好隨時做緊急駛離。
有段時間是利用夜間去放海底電線，而最危險是電線斷了，要馬上配合查線兵去查線，查線必須白天進行才看得清楚，因為查線動作緩慢，時間又長，增加曝露在敵人砲口下的危險性，船在海中停留，隨時會引來砲擊，只要不被第一發砲彈打到，就得趕緊綁上浮漂做為記號，船開著趕快跑。
船伕都懂水性，有時風大浪高，天候惡劣，不適合航行，命令下來要去執行任務，不去行嗎？那是抗命，要抓去槍斃的；不但要冒著被砲彈打，也要冒著風浪的危險，船伕每人就私底下準備兩塊木板，綁成十字架形狀，萬一船被砲擊中沉沒，或被風浪打翻，跳船逃生時可以助浮。
方文良先生：
國軍撤退當時，軍人多如過江之鯽，而軍民又語言不通，老百姓懂得「普通話」的人不多，溝通非常困難，老百姓見到軍人心裡又害怕，每個人只期盼太平時期能馬上到來。
但是時局一直拖下去，部隊已開始調查戶口，組訓民防，讓人想躲也躲不掉，就想盡辦法規避，所以就在調查戶口時動手腳，用謊報年齡來規避，如已十八歲就報說才只有十五歲，暫時可免被編入為任務隊員，如四十五歲就虛報為五十歲，已達到可免參加任務隊的年齡。
林文虎先生：
部隊剛撤退到金門，對兒童不分男女，只要是就學的學生，十二歲起就編入兒童隊，由團部主任等政工人員負責訓練。
兒童隊平時就接受支援作戰訓練，利用兒童隊人員比較不受注目，可潛伏在要道路口，掌握交通狀況，或躲在屋頂上當瞭望哨，觀察遠方敵情，為部隊做情報傳遞、通風報信的工作。
兒童隊是由各駐軍團部負責指揮運用，由於各團部情形不同，所以接受的訓練教育也不一樣，有的團部比較重視，還發給兒童隊服裝；到民國四十一年以後，就漸漸減少活動而解散，而兒童隊也已到了「預備隊」的年齡。
林天生先生：
當時烈嶼鄉公所有一鄉指導員陸光宗，認為兒童隊有謊報年齡的問題嚴重，就對一些個子長的高大的兒童隊員，進行脫褲子檢查生殖器，發現已經發育的人，不管是實際年齡多少，就說是仿害戶籍法，沒有照實申報年齡，主動的加上兩歲，轉編去參加任務隊。
當時女孩子十七歲起編入婦女隊，至三十歲退休，但只要結婚懷孕生子，就可提前退伍，有的女孩子怕參加婦女隊，就趕快說媒結婚，造成很多早婚現象，而結婚後也要加緊努力，盡快生兒育女，或去抱養子女，才能免去參加婦女隊任務。
男人十八歲起至四十五歲，編入為任務隊員，任務隊又分組為：家裡養有騾馬者編為「騾馬隊」，負責運輸工作，其他的人就編入「輸送隊」、「擔架隊」、「消防隊」等。
那時候的任務隊，以擔任運送軍用物資、抬運傷兵等軍勤任務為主。到了四十五歲以上，就編為「預備隊」，也稱為「護路隊」，那時候大家對普通話也不熟悉，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都叫成為「葫蘆隊」，也有些人稱呼為「老人隊」。
護路隊要負責搶修道路等，還時常要演習搶修道路的工作，其實是借演習之名，而實際去開闢道路，所以「護路隊」的工作並不輕鬆，還是要照常出公差，有時工作比其他隊伍還要重，至五十歲才退休。
孫文良先生：
民防組織在烈嶼鄉設有民防大隊，村設有中隊，如東口村就轄有東坑、雙口、湖井頭各自然村為一中隊，中隊下設為分隊或班，任務隊員的公差勤務，全權由村指導員負責指揮調派。
任務隊員三餐吃自己，服裝要自己準備，隨時等候命令，沒有個人生活，只有盡義務沒有享權力，純樸的金門老百姓，那個不害怕，所以有人因怕參加任務隊而謊報年齡，後來發放「自衛隊員補償金」時，結果就顯現出來，為什麼同屬生肖、同年齡的人，所領的金額卻不一樣。
林志有先生：
民防隊的訓練，分為年度訓練及機會教育兩種方式，所以訓練是不停的，尤其是在四十一年時候，烈嶼鄉的任務隊員，全部集中到后頭地區集訓，共有八百多人。
訓練含演習就是一個多月，每天都要來回奔波的趕回家中吃中飯，所以要在上午十一點五十分下課後，用跑的趕回家吃中餐，因為吃的都是稀稀的地瓜粥，不能稱為是中飯，又匆匆忙忙用跑的趕到后頭。
兩點鐘上課，要準時到達，若遲到一分鐘就要被罰跪一分鐘，遲到半小時就要被罰跪半小時，是要在台上面對大眾公開罰跪的，有時是罰繞著操場匍匐前進。
集合時若是有人動作慢了，鄉軍事幹事就破口「死老百姓、死老百姓」，大罵個不停，罰全體繞著操場跑步，誰也不敢吭聲一下。
在四十三年以後，又連續三年在龍蟠山地區集訓，有次含演習也長達二十幾天，演習時是來不及回家吃飯，就要自帶乾糧或準備食物，吃的都要自己準備；後來才有在訓練一整天時，每人發給一包軍用口糧餅乾充飢。
洪植地先生：
民防隊的訓練是出操上課，除了思想教育、保防教育，就是戰鬥訓練，如基本教練、劈刺、手榴彈、打靶等，還有震撼教育，人要在鐵絲網下匍匐前進，機關槍子彈從頭頂上過，炸藥在旁邊爆炸，非常的恐怖刺激。
只要有訓練就有比賽，訓練之嚴格，絕不遜正規部隊，所以舉行各種比賽，是用來驗收成果。班與班比，分隊與分隊比，中隊與中隊比；尤其是激發任務隊員的草根個性，來個村莊與村莊比賽，那才競爭得厲害，好面子是地方老百姓的特性，莫不卯足全力，為爭取一面冠軍旗子，拼得你死我活，有時還傷了和氣。
林媽端先生：
軍管時期的金門男女，服民防役勤務長達將近四十年，服務年資之長，只有以前的「萬年國代」可堪為匹比，但他們是享有豐腴的民脂民膏，而民防隊員卻是完完全全無給職，而且是真正的犧牲奉獻。
後來政府雖發放有「金馬自衛隊員補償金」，幹了四十年的民防隊員，最高可領三十五個基數，每個基為七千元，最多也才領二十四萬五千元，而金門人就算幹兒童隊員不算年資，就從幹民扶隊算起，而經民伕隊、任務隊、民防隊、到自衛隊等，都是奉獻一輩子的青春歲月，金門的民防隊員為國犧牲之精神何其偉大，决不是區區數萬元可比。
林金樹先生：
我十六歲就參加「護路隊」，保護道路。要到處去撿石頭，還要去海邊揹沙子，去給部隊做碉堡用，每天有一定的數量，沒有交足額就會被責罵，我揹不動時休息，有時也會被罵，有的還會體諒我這個小鬼頭。
後來又要開挖交通溝連結到碉堡，就有民伕隊員故意把工具弄壞，或拿鋤頭時是重重拿起輕輕放下，當時用麻布袋綁四個結運土，兩個人抬起來也慢慢走，有士兵聽得懂我們的話，就罵我們是故意怠工。
「九三砲戰」時，是積極的挖防空洞，或把防空洞加深加寬，工作時不能抽菸，有很多人因偷抽被打。當時是義務的，還沒有配米，都是吃自己，有時候部隊會煮豬肉罐頭麵條給我們吃，可是一個人吃不到ㄧ碗。
到「九三砲戰」之後，民伕隊做工已有配米，一天是二十七兩米，可是一餐就吃完了。有個連長讓我們去跟部隊一起吃飯，結果把部隊的飯菜通通吃光光，以後他就不再讓我們去吃了。
余 國先生：
我到大陸做情報工作，起因是南塘張文仲（屬海軍第二偵查所）找我，說國家有任務需要我到海軍服務，我不願意，中墩林景生（臭豬仔）屬金防部的情報組，他也找我去他家談，說我有當鄉警和義務便衣的經驗，加入海軍總部第二偵查所最適合，也有提到薪資，只要我做外勤的活動，當時三軍都在防匪諜活動，有些反共義士也是匪諜，所以情報工作很重要。
他們在四十五年遊說我加入，開始是參加地方一些活動，然後是斷斷續續的接受訓練，在料羅基地訓練時，是住在南門的軍人服務社，然後再到台灣基地訓練，直到四十六年再派到美國在關島的基地訓練一個星期。
那時的兩岸情勢非常緊張，三軍都要派情報員到對岸活動，以蒐集情報資料，金城許嘉佑是公會的頭頭，他僱請大陸滯留金門的漁民，用漁船從水頭海岸發航，將我們送到對岸，於是我在四十六年農曆七月二十九日夜間上船，摸黑從大陸歐厝（澳頭）上岸，上了岸不久我就已經爬上山坡，看到路旁的芋頭田，芋葉非常茂密，我就暫時躲藏在裡面。
當時澳頭與歐厝有一小段距離，路上都設有解放軍的崗哨，他們在換防交接時，發現海邊有火光，附近沙灘有腳印往山上走，就開始全面搜索，我就被找到了。因為當時只有我ㄧ個人先上岸，解放軍要利用我叫住漁船，好讓他們一起逮捕，我ㄧ想：不能叫，不然就全部都被抓了，而且也等於承認自己是間諜。
當時船上還有發報員和發報機，有異狀可以通知金門，因為漁船上的人在抽菸，夜晚看的非常明顯。我靈機一動，誆說只要向漁船方向開一槍，他們一怕就會上岸。當時有共產黨幹部說不行開槍，但有一個矮矮的人說：「我開槍先打死一個，其他人就會乖乖上來」。
結果他就開了一槍，船上的人警覺有異，馬上發出電報，金門的砲兵就百砲齊發往歐厝打，砲轟了有十多分鐘，真是砲彈如雨下，我們都趴在地上不敢動，我已經被抓到是跑不了，而船上的人就乘砲擊時逃走。
我被抓去審問時，我說是偷渡過來的，他們卻說我是美蔣派來的間諜，「美蔣聯合」這是大陸的說法，我死也不承認自己是間諜。當時關在澳頭的一間民宅，隔天早上就送到馬巷，傍晚送到泉州公安署，約一星期後再送到福州公安廳，一路上都沒有被審問，是到福州公安廳約一星期後，才開始被刑求。
記得當時我的編號是十三號，我還是堅稱是偷渡過來，他們說：「你是偷渡的，那你身上的五百元人民幣是哪來的？」我說是請漁民到香港換的，其實是國軍給我的。
我一直記得，當時在公安廳有一個打飯的是二十九號，他過去原是位解放軍人，因想投奔自由在海邊被抓到，他說：「你這種情形我能理解，你被問口供時，千萬不要承認任何事情，這樣罪才會比較輕。」其實在我們出發前，上級也是如此交代，就是被再嚴酷的刑求，也要抱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。
我們的任務是要在漳州及同安發展聯絡站，（當時接受訓練的時間很短，而且各自為政，海軍做海軍的情報，陸軍做陸軍的），當晚要不是船伕抽菸被抓到，我就有可能成功。
後來公安廳就不停地審問，當時還找來了也被抓的洪水保、洪清德（他們屬軍統局和安全局），問我認識他們嗎？我說不認識，他們說你同鄉的人你為什麼不認識，我說各做各的事沒有交集（洪清德後來被吸收做雙頭蛇，回來也被判刑）。
經過一年後，我才被判刑十二年，說我是「頑固不化、不坦白，從嚴處理」。判刑後，我先到安溪接受勞改，做編織掃帚畚箕的工作，之後又轉移到德化，在陶瓷廠捏土做瓷器，後來我就裝起病號來，醫生也同是犯人，很是體諒我，就把我送到永安醫療大隊去，在那兒待了半年，我就與一個重犯叫黃鴻一起逃走，在荒山野嶺走了七天七夜，經過浦南到海定，才搭到船到廈門。
到廈門想找親戚安身，結果過不到兩個小時，有兩個黑衣人到來，原來是親戚怕被連累，跑去思明南路向公安報警，我又被抓回去醫療大隊，就被吊起來重重的打，他們都是叫犯人打犯人，十幾個犯人圍上來打，說我逃跑害到其他人不自由，把氣都發在我的身上，犯人編有小組，連坐法會處分到組長和隊長，還有守門的警衛公安也受罰，後來一位安溪人的書記說：「打死也沒有用，等待上級指示處理」，這樣才停止挨揍。
當時永安氣候多霧，整個山區都種茶，醫療大隊較為自由，所以才有機會逃走，這次被抓回來，又被加刑十二年，總共是二十四年的刑期。
後來聽說美蔣要反攻大陸，所有在沿海省份的犯人都被後遷，我被送到江西南昌的「西河勞改場」，是位於江中的一個小島，只有一條貢江大橋可出入，方便管理和控制。
當我服刑二十四年期滿，卻又說我是特務，思想改造還不完全，要繼續留場就業。那時留場就比較自由，領有公民證，工資一個月三十元人民幣，吃穿要自己負責，有次選舉我還去投了鄧小平一票。
被關到二十八年時，宣佈說要回故鄉的可以登記，想回台灣或回金門都可以，我當時也登記要回烈嶼，經過三個月都沒消息，我就跑去問幹部，他們說：因為我沒被共產黨害死，如果放我回台灣，我反而會被美蔣害死，所以又取消了。
在江西貢江中的「西河勞改場」小島，面積和烈嶼差不多大，甚至還要大一些，也都是紅土層，我們就挖紅土燒磚瓦，一年要上繳一百二十萬元，當時一百二十萬很多，剩下的還要養島裡面二千多個犯人，和二百多的家屬，就靠這點視需要開支。因為勞改場的監獄大隊長不認識字，我常幫他看公文，才能知道點內幕。
直到鄧小平當政後，舉行類似特赦，所有被俘的國民黨人都可釋放出來，於是就從新登記，「有親依親，無親歸堂」，他們就叫我堂哥到江西把我領回，還發給三百元的安家費。
我共服刑二十八年後出監獄，在一九八四年來到福建溪尾，就從事以賣藥維生，那時我已經有公民證和身分證了，當賣藥流浪到了晉江時，又被公安部門抓去關了兩個多月，說我是利用賣藥走江湖，而在暗中宣傳美蔣的思想，經調查確實沒有此事，才放我出來，我還是繼續到處流浪去販賣一些中藥。
後來新加坡林再球到大陸請工人，去新加坡做建築，當時還要經過考試，我姪子他考到了，問我新加坡有沒有親人，我寫我兩個姊夫的姓名跟住址，剛好他們就住在建築工地附近，他找到其中一個姊夫叫做永明，可是永明卻說我已經死了，家裡已經安我的神主牌在祭拜，要我提出證明來，我就寄了一張照片，寫下親戚朋友和村裡鄉親的名字，還有一些以前發生過的事情寄給他，他看到信就相信是我沒錯，就將情形寫信告知金門家裡。
接著就是家人去海軍查我的身分，開始海軍還要理不理的，檔案不給找，最後請金門立委黃武仁出面洽商，才找到有關我的舊檔案，而要申請回來的手續很繁雜，後來還是請新加坡李皆德幫忙，讓我先申請到新加坡，就在機場換機票，隔天就回到台灣。
我在七十七年回到金門老家，當時我被派遣出發時，政府說我的軍階是少校，回來金門時卻說我只是少尉，為國效勞大半輩子，把青春歲月奉獻，結果只獲得點補償和今日的榮民就養，頤養天年。
